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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1 13:47来源:未知 作者:北京pk拾赛车注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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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问题之生命权法律思考

  天新宇,张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广义的自杀是指自己杀死自己,本文对自杀采取狭义概念,仅指欲放弃生命的人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积极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过程,排除了动物的自杀、“慢性自杀”、安乐死的情况等。法律对自杀的态度取决于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风俗等原因,本质的表现在对生命权支配}生问题上即个人对生命权有无支配性,有多大支配性的问题。目前通说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自杀是持有一种放任的态度,我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自杀构成违法犯罪行为,但宪法和部门法律对自杀却有着诸多指引或暗示的防止自杀的规定,最后本文将结合现行法律,作出进一步防止自杀的具体立法建议。

  关键词:自杀救助自杀生命权支西己J『生 中国分类号:D913.9 文献标识码:A

  “每当秒针轻轻划动30下,就有一个人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第六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发布的公告。自杀行为,有些人认为是对私权的处分,更多人认为自杀带来的对周围人厌世观的影响,对社会经济上有负面影响,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的“滑坡效应”,存在种种弊端。法律上应如何规定防止自杀问题,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对生命的处分行为的处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自杀的概念及构成

  自杀,广义的理解,应采取现代汉语字典的解释,即自己杀死自己。本文中的自杀,是指“人们把任何由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采这一狭义定义,表明本文中所指的自杀行为由以下要件构成:

  1.主体上必须是自然人,尽管生物学上的概念认为动物是有生命的,并且有的学者认为动物与人类具有相同重视自己生命的能力,如美国学者雷根就认为,动物具有“对生命的平等的自然权”,所以应该认识到动物也应该拥有天赋的权利,甚至《德国民法典》第90条增设a款而规定:“动物不是物……”引起了对动物是否适用物权理论的探讨。我认为,自杀只能是由自然人完成,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因为就生命权理论而言,只有人才有生命权,才有探讨自杀的意义。动物所谓的“自杀”应该认为是自然界的现象,不能认为是自杀的行为,并不具有自杀应有的法律的意义,对动物生命权或“自杀”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最终却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2.自然人还要有放弃自己生命的意思表示,就是说必须明白自己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引起自己死亡的发生。有些情况下,人们采取一些危险行动,比如翻高墙、履薄冰导致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并不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死亡,或者明知有可能会导致死亡但绝不是希望自己死亡的,不能认为是自杀。也就是说,死亡结果一定是自杀主体积极追求的。

  3.在客观的行动上必须是自己采取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引起死亡。首先排除了安乐死,因为这里讨论的狭义上的自杀,是指自然人自己决定放弃生命并自己采取行动引起死亡,并不必然需要借助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也不与其他机构或者个人达成任何的协议。同时,也区别与过度体力劳动、过度熬夜、抽烟、酗酒甚至吸毒等“慢性自杀”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导致个人死亡的加速,但毕竟死亡的状态仍属于医学上的正常死亡,与自杀的迅速产生的非正常死亡结果并不相同。

  4.最后在构成上,应该认为这种狭义上的自杀行为应当是客观上社会评价认为属于“私事”的行为,这区别于英勇的献身行为和特殊的职务行为。这一评价要采取客观方式,因为人的主观世界各不相同,处分生命权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影响到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如果以个人的主观认识来做甄别,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的公共场合冲动自杀行为反而成为了英勇的献身行为,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军人、警察、消防队员,机长、舰长等,他们负有保卫祖国安定团结、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出于职务原因放弃自己生命权的行为,不是“私事”,不能认为是狭义的自杀行为。反之,如果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严重违反职责的,不能认为是行使生命权,而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二、各国对自杀以及个人生命支配性的立法、司法比较

  法律上如何看待自杀问题,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处分生命的事件,跟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风俗有直接关系,集中体现在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权有无支配性,有多少支配性上面。因地域不同,不同的文化风俗在法律对处分生命行为的态度上也会相左。

  日本最高裁判所2000年( H12)2月29日第三小法庭的判决与此有关‘2],在东京,某教派忠实教徒患肝脏肿瘤,他就诊时明确表示输血会违背自己的宗教信念,所以拒绝输血。但是在实施肿瘤摘除手术的过程中,为了挽救生命,医生在没有其它方式,只能输血的情况下,未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为他输血救治了他的生命。但这名患者却诉医院侵犯了他的人格权,此案经历了两次上诉,期间原告在诉讼中死亡由他的继承人继承诉讼。终审判决中,最高裁判所认为,虽然医院为了救助患者性命输血是在没有其它有效方法的情况下实施的,但仍然应该在手术前声明必要输血的这种极大的可能性,医院怠于告知,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案例应该结合日本的风俗习惯,日本的文化更加讲求生命的自主性,比如军国主义时期战败的战士军官剖腹自杀反而被认为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日本以前对自杀并没有任何贬抑态度,甚至社会上还多有褒扬之声。”[31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是世界上自杀人数和比率较高的国家,因为对生命权主体自身可以支配的认同度比较高,社会对自杀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2007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英国最高院对连体婴儿案件作了无记名的表决,判决在只能保住其中一个婴儿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动手术将连体婴儿分开。‘41这对出生在8月8日的连体儿分别叫做玛丽和乔迪,医生认为两个婴儿只有乔迪有可能活下来,前提是做手术且保不住玛丽的性命,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婴儿命都难保。婴儿的父母是天主教徒,认为基于宗教的原因孩子的命运应该又上帝安排,坚决不允许做手术。最终最高院的判决保住了这个婴儿的性命。可见,在处理生命权案件的疑难问题时,英国的最高院判决较之日本更倾向于生命的保护,在宗教、个人支配意愿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生命的保护是不能让步的。由于对生命权支配性的认识与日本不同,英国社会对自杀的排斥也更加坚决。

  西方法学家认为“生命不是人自己给的,它必须被看做是上帝的礼物。所以很明显,人并不享有随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它必须等决定它生命终点的上帝命令他死去。”‘51从而排斥自杀行为。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认为“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写道“生命是无价之宝”强调了生命的最高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的优先性,“就法律本身而言,只要世俗的法律,毫无疑问,它必然会将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6 3说明了法律在立法和执行中,应该优先保护生命的利益。法国的阿尔贝特·史怀泽指出:“保存生命,这是唯一的幸福。”

  三、我国风俗文化以及现行法律对自杀的评价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对自杀持放任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比如“中国对自杀一贯放任自流”“国家和社会对自杀的理解甚至认同的态度一直存在。”‘小‘生命权既然有一个‘生’的权利,也应当包含在一定条件下选择死的权利。”‘小‘自杀者是智者,竟然用生命作昭示,去警醒那些尚不醒悟的人。”‘91而我认为,我国的文化风俗历来对自杀采取否定态度的,对个人生命权的支配性限定也比较多。例如老子提出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之说,认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只有爱护自己生命超过爱护天下的人,才可以托给他治理天下的重任,强调了个人对生命要珍爱。庄子也认为“贵人重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强调了个人性命对社会对世界的责任,不可放弃生命。儒家更加重视生命的重要,孔子教诲曾参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从礼法孝道方面说明了人不可轻生。佛教教义中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说明了对企望自杀者救助的积极救助是应积极赞赏高度评价的。

  同样,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现行法律对自杀行为没有规定,法律关于自杀的规定是空白,属于一种法律不作评价的情况。“由于我国并不反对自杀,并且没有通过法律保障自杀,因此不能将自杀理解为一种权利,而是自然人处分生命的一种方式。”[IO]“死者无法律关系,自杀实际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甚至有学者根据私法上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观点,认为既然法律没有关于自杀的规定,可以得出“人人都有自杀的权利,无需法律另行规定。”[II]的结论。

  我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自杀,但并不是放任自杀现象的发生,在各种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生命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对自杀行为的绝对排斥。《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共勉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从宪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遇有困难的公民积极的救助,对防止自杀等极端行为有重要的作用。《宪法》第51条更是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正面引导公民不得轻生,不随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从而给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带来损失。

  我国《刑法》第232、233条分别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罪。自杀虽然不是犯罪行为,也很难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将教唆和帮助自杀的严重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等罪来处理,从刑法的角度,是在防止自杀的发生,对自杀采取反对态度。《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护士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护士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病情危急,应当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在医疗行业中,遇有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事件,医疗机构和人员在法律上应遵守上述规定。实践中,对自杀者的救助大多数情况下也得到了其家属、社会甚至事后本人的高度肯定。如果认为个人可以完全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那么医疗机构的救助以及下文说到的人民警察的救助反而成为一种妨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侵权行为,这种对自杀的救助反而因为侵权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结论是荒谬的。《人民警察法》第21条也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这可以看做是公安部门执法救助自杀者的一项法律依据。笔者参与公安基层执法救助自杀者10余次,全部获得了成功,接到公民自杀的报警或者其他一般公民、组织得知他人意图自杀的消息后,公安部门积极的救助往往会得到社会群众和其它部门的积极协助,本人和家属事后也多有感谢,应该说这种对自杀阻止的执法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民事法律领域中,《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同时,个人处分生命的行为还应受到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的制约,为了公共利益、本人和他人的利益,个人都不应该随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从而可以明确看出个人不能完全支配处分自己的生命。《保险法》第6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法第二款的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保险法上关于自杀者以及保险受益人的不利规定,是对自杀行为的否定,也是法律正面的对自杀行为从利益分配上予以反对。 ,

  四、关于自杀的立法建议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从历史习惯、风俗文化还是现行法律规定,对自杀都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而目前《民法通则》中人格权部分关于生命的规定显然与其它法律不够衔接,应该对自杀给以原则上引导的否定,例如可以对生命权予以如下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禁止非法剥夺,不应随意放弃。”由此予以明示,加强民法生命权对自杀阻止的指引效果。同时据调查,我国每年约25万人自杀,其中近八成是抑郁症患者,所以应该在我国的医事法律、卫生法律中规定有关抑郁症的精神卫生的法律,在医疗上对自杀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法定干预,以更有效的挽救生命。除此之外,在公安执法过程中,也应该进一步明确人民警察对自杀者进行约束措施的法律依据。例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约束、对醉酒有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人可以约束至酒醒。可以比照以上两种规定,立法明确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对自杀者可以实施保护性的约束措施,从而在法律上赋予人民警察更加明确的职权以更有效的防止自杀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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